真正扯淡

下午下班,夜色已经降临,西边的天空上,鱼鳞状的乌云密布。李三火和我走在一起,我们一起想起了小学时一篇著名的课文《看云识天气》,现在,云倒看见了,明儿个什么天气,最好还是听人家权威机构的吧。更何况如何老师所说,有的组织已经有了日天的本事,天气是晴是阴大概已经有一半掌握在了我们人类的手中,看来人定胜天诚非虚言啊,可喜可贺,可喜可贺。

云彩看不到了(因为进了地铁),老汉的心思突然停留在了学校。九月十日在望,教师节又将来临。四年前的教师节,我写了一篇短文向我能记起的几位可亲可敬的老师致以节日祝福;三年前的七月底,也曾有心思写一系列的大学生活回忆(后来搁下未果),何不在今天合而为一,写点有关老师和学校生活的东西?

和很多人一样,老汉的读书生涯也起始于那个叫做幼儿班的地方。村里的幼儿班,和大队的队部在一个大院子里。尽管我去上学的时候,已经抛弃了大队这个历史名称,而又改回了“村”的叫法,但是很多人仍然延续着叫那个大院子为“大队”。院子像个四合院,有一个大门,一个侧门。大门那边较少开放,一般都走侧门。里面的机构很杂,一进侧门左手边,是大队的阅览室,门上长年上锁,不知道什么时候开过,也不知道什么人进去阅览过。趴在门缝上往里看过,有个小书柜,里面排着的几乎全是毛泽东选集。侧门的右手边,大概有三个房间。有一个房间的具体作用已经记不太清楚了,有一间是大队干部日常办公的地方,也是邮件报纸的集散地,后来上小学的老汉开始假装集邮,那儿就成了偷揭别人家邮票的重点场所;中间的一间,是个小卖部。小卖部是现在的说法,也就是东北地区的食杂店,当时计划经济的影响还存在,所以那个地方叫做“代销站”,镇子上的大一点的国营商店(唯一的一家)叫做供销社。代销站里的商品很多都没有什么印象了,最深的记忆就是硬硬的糖块和动物饼干。糖块的品种只有一种,就是长方形的硬糖快,在嘴里含着含着还能出来洞,很锋利的边,不小心可能把舌头划伤。后来好像有了一种新月形的,是软的还是硬的就记不清了。去代销站的次数不少,不过都是很单调的跑腿任务,要么是打醋,要么是打酱油,还有一种情况,就是一起打。重一点的,是打酱,母亲叫做挖酱。这个动词很贴切,卖的人确实是从大酱缸里用一个木铲子挖出来,甩到顾客的钵子或者罐子里。这个活儿母亲不敢让我独自完成的原因在于,那个酱钵子是个陶器,自身的重量加上新打的黑酱,恐怕我不能安安全全地捧回家。黑酱这种东西,好像别的地方不太用。它的作用主要是上色,味道则是咸。后来酱油越来越多,黑酱就逐渐被淘汰了。黑酱不能生吃,由此而导致我后来长期认为所有的酱都不能生吃,直到去了长春。写到这儿,那一间房间的作用也想起来了,应该是村里的卫生所,不过应该还有一个更革命化的名字,对了,“保健站”。里面有个水平不怎么样的赤脚医生,貌似叫云峰。按道理他应该是天天和上班一样守在那里的,不过村里得病的人并不是很多,大多数有了病也不想去看,在家忍忍就扛过去了,守在保健站通常无可事事。所以真正要找大夫的时候,保健站经常是铁将军把门,得到人家家里去找。

这一排房子的右边,就是大门所在的一边。是像军营一样建筑,貌似当初有防空的构想。后来不知怎么的,被人承包,成了酱色厂。红薯干好像是酱色厂需要的主要原料,院子里有时就会堆很多的麻袋,里面全是红薯干(红薯切片,晒干)。当时有的孩子嘴馋,就抠开麻袋口拿出来吃。老汉也凑过这个热闹,不过认为口感实在太差,吃了还会恶心,后来就放弃了。

代销站的正对面一排,是一个小二层楼。上面的一层也是经常锁着,不知道是些什么东西,也从门缝里看过,光线太暗,看不清。据有些人说是当初民兵训练时候的家伙什。下面的一层,是大队的广播室。门外不远处竖着一根高高的铁杆,最上面是三四个大喇叭,我们都叫高音喇叭。队里有点事儿都会通过这个喊出来,经常能听到里面叫:“某某某,听到广播后到大队一趟!”要不就是“通知,通知,全体党员听到广播后速到大队开会”。后来这个广播室的作用就很小了,包产到户,队里的公用什物基本都作价卖给了个人,家家都在自己奔日子甜,所以高音喇叭相当沉寂,再到后来,铁杆子放倒了。播音室清理的时候,老汉捡到好几张唱片,有红的,有绿的。可惜当年不知道这是什么东西,我拿回家就开始动剪刀,剪成眼镜片的形状做彩色镜片,还一个劲地抱怨,一个是怎么有纹路的地方不太透明,二个是太厚,铰起来很吃力,想起来真是可惜了。

最后,播音室的侧面,也就是进侧门顺着阅览室往前走的地方,是幼儿班的教室。老汉在六岁(应该是虚岁)的时候,被妈妈无情地领到了这个地方,开始了上学生涯。

(看来今天扯不完了,待续,希望不要无疾而终,坚持就是胜利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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