老汉与文字的故事

老汉与文字缘分,总的来说,基本上都是由于我的父亲。因此,在说文字的时候,免不了也顺便说到他老人家。父亲原来是邮电系统的,在我四岁左右,就退休回家务农了。父亲上过的几年高小,是他最基本的文化功底,重要的是,让他学会了一笔柳体。因为这一点,用老父的原话来讲,就是“到哪个单位,春联都是我来写”。我出生的实在是晚,没有能看上他给单位写春联的壮举。但村里的左邻右舍年底都会把裁好的或者没有裁好的红纸送过来,托父亲写春联。所以在年前的几天,我就会多一项任务,在父亲写春联的时候管摁纸,还要晾春联,干了以后再卷起来用小细绳扎起来。上学以后,发下来的新书都要让父亲帮忙包个书皮,包好以后,父亲还会帮忙帮到底,用他的那支钢笔在书皮上写上语文或者数学,几年级,以及我的名字。大人写的字总归和小孩儿自己写下的是不一样的,有劲儿啊,何况老爹的字还写得很棒。所以到了学校,别的同学每每看到我书皮上的字,总会有那么一点羡慕的神态。我对文字产生的最初的情感,大概从那个时候就开始了。于是从小学开始,老汉的语文成绩通常就比数学好一点,别人得的常常是双百,我的数学总要少那么个一两分。接着就一发而不可收拾,三年级的时候迷上了写空心字,翻腾老爸的字帖写正楷,上初中的时候练习草书、隶书、魏碑、篆刻,其他课都没有兴趣,就背新华字典,语文老师开始在老汉的作文里找到了生字……

说来也怪,老汉上了高中,才发觉自己其实是个理工人才,因为学校每逢考试政史地,老汉必头痛欲裂,其中又尤其以政治为最。老汉的一个好友李氏世东,与老汉正相反,而且他对付政治课考试的绝招是老汉再活三回也学不来的,他只用脸冲墙,拿起政治课本像老和尚念经一样嘟囔一天,第二天考试就绝对是高分。

在所有的偏文科的课程里面,如果说还有一门课勉强能说得过去,那就是语文。不过语文成绩不错归不错,可就有一样,作文不行。记得高二的语文老师名叫周治国,有一次给我布置了一篇作文,题目叫“躺在床上”。说句实话吧,我只要一躺在床上,除了想睡觉没有别的。作文不好的原因是我后来才想明白的,因为我把语文按照精密科学来学习;文字二字,我更多的工夫花在“字”上。家父在世时,总说我是老鼠掉在了书箱里——不识字可是还咬字。他老人家这么说,是因为我经常会办一些捋虎须的事情,在给父亲回信的时候,告诉他的上一封信哪儿哪儿有一个错别字,有一回为了搞清楚一个字,竟然在来往数封信里一直纠缠不清,可见老父也和我一样属于咬字的范畴,最后以我把字典的内容剪下来粘到信纸上给他寄回去作罢。还有一些趣事,比如给二哥讲“洒水”的“洒”和“撒豆子”的“撒”的区别,给母亲说“长抓不懈”为什么用“长”而不是“常”等等。

再后来,还养成了一个毛病,听到一些口语里的词汇,常常会想它的写法和具体每个字的意思。比如母亲常用一个词形容我不爱劳动,不爱干活,用了不少时间才弄明白是“能推莫揽”四个字,主要的问题出在我们当地很少使用“莫”这个字,费了很多周折。现在做的工作,已经和方块字有比较远的距离了,可是依然老毛病未改,遣词用句往往会有考据癖。今天突然想起的这个词叫“急赤白脸”,虽然常听说,一直没有分析过它,今天一写出来,顿悟,发现其实是挺土的一句话,意思就是说“急得把白白的脸都急成红色了”,哈哈,好玩儿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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